嚴浩：《似水流年》講的是時間的流逝

文/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胡廣欣

時隔40年，受潮汕地區影展——觀潮影展的邀請，中國香港導演嚴浩與他的代表作《似水流年》再次回到汕頭。8月12日，嚴浩重回影片的拍攝地——葛洲村，又在當晚的展映活動中與年輕觀衆面對面交流。

《似水流年》誕生於1984年，是32歲的嚴浩爲了紀念逝世的父親而拍的作品。他把自己對父親的思念融入這個鄉情故事中。影片講述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珊珊（顧美華飾）爲祖母奔喪而回到闊別多年的潮汕老家，與兒時好友阿珍（斯琴高娃飾）、孝鬆（謝偉雄飾）夫婦重逢，影片從三人的感情糾葛中探討內地和香港的差異，折射出兩地延綿不斷的血脈鄉情。這部影片嘗到了改革開放後內地與香港合拍模式的“頭啖湯”，由香港青鳥電影與珠江電影制片廠等粵港兩地電影機構共同出品，全程在汕頭濠江葛洲村取景。

在香港，《似水流年》引起巨大共鳴，最終以40萬港元的成本，收回450萬港幣的票房。在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斬獲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劇本、最佳女演員、最佳新人、最佳美術指導6項大獎。

40年過去，《似水流年》仍然常看常新。“觀衆好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，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，他們都還沒出生。一個講到人們心裏去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，經過這麼多年還是有人想去看。”嚴浩感嘆。

《羊城晚報》8月19道

“葛洲村有中國山水畫的感覺”

羊城晚報：時隔40年重遊葛洲村，你的感受如何？

嚴浩：葛洲村的變化非常大，一張桌子那麼窄的小巷裏，一側是新房子，一側是老房子。以前的葛洲村很像一幅古樸的山水畫，但現在是一種身處時代變化的感覺。

我們當年拍了一場淋雨戲，沒想到這場雨成爲一個很重要的連接時空的符號。向導說，他在9歲那年看我們拍戲，現在快50歲了，他還把我們帶到當年他被淋溼的地方。我們還遇到一個80歲的老太太，問她還記得《紙蝴蝶》（《似水流年》原名）嗎？她說記得，那年她40歲，那場雨淋了她一身。這個老太太還從家裏翻出一個大黑鍋，電影裏有一幕拍了很多村民在河邊洗鍋，她的婆婆就是其中之一。這個鍋現在已經破了一個大洞，這也是時間留下的痕跡。

時隔40年，嚴浩重回葛洲村

羊城晚報：爲什麼選擇在葛洲村拍攝？

嚴浩：我在開拍前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美學方向，希望拍出中國山水畫的感覺。來到葛洲村勘景的時候，我看到傍晚炊煙升起，雲彩也來了，這一切看起來都是靜靜的，但又蘊含動感。《似水流年》的很多鏡頭都是按照山水畫的標準去找的。

這又延伸出另一個故事。電影上映後，有一天我接到李翰祥導演的電話。我跟他平時很少聯系，前輩突然找我，自然很緊張。結果他問：“我看了你的電影，裏面好多鏡頭都很有山水畫的感覺，你是怎麼想的？”我當時汗毛都豎起來了：這只是我給自己設下的功課，被他看出來了。李翰祥不僅是名導演，還是古畫和古董的收藏家，他真的很厲害。

時隔40年，嚴浩重回葛洲村

羊城晚報：除了葛洲村，電影也在當時開業僅一年的白天鵝賓館取了景。

嚴浩：當年霍英東老先生出了一筆錢拍三部愛國電影，《似水年華》是其中一部，其他兩部是許鞍華的《投奔怒海》和牟敦芾的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。白天鵝賓館也有霍英東先生的注資，所以我們有幸在這裏取景。拍攝過程有個趣事：我們的演員第一次來這麼現代化的賓館，感覺是陌生的。飾演強仔的小演員對電梯很好奇，他問：“那些人進去那麼小一個地方，要到哪去？爲什麼出來的人不是剛剛進去的那些人？”

“人生就是又恨又舍不得”

羊城晚報：《似水流年》是改革開放後首部全程在內地取景的香港文藝片，可以談談當時合作的過程嗎？

嚴浩：當時我們請新華社幫忙聯系到珠江電影制片廠，老廠長洪遒幫我找了孔良。爲什麼要找他？是因爲我沒有內地農村生活經驗，但他長期參加農村生產勞動和下鄉演出。我們第一次見面就非常合拍，我感覺他對生命的思考是比較超脫的。我們在一個星期內就把劇本談好了，這是我做得最快的一個劇本。

羊城晚報：寫劇本的過程中，兩人在視角和觀點上發生了什麼碰撞？

嚴浩：當時我代入珊珊視角，他代入阿珍視角，一討論，很多文化上的差異就出來了。我們把阿珍設定爲一個小學校長，她經常說一些很有時代特色的話，比如我們學校是個怎樣怎樣的模範學校、我們家是最和諧的家庭等等。香港不會講這些。這是那時候香港和內地的差異。

另外就是男女之間的話題。香港人聊這些就跟吃飯喝水一樣自然，但如果我跟孔良聊，他會不好意思。我們把這種差異放到珊珊和阿珍上，我故意讓珊珊多講，阿珍看上去不好意思，但心裏是高興的。阿珍由此發現自己跟孝鬆的感情好像越來越疏離，是因爲很少講這種親密的私房話。結果她回家跟孝鬆講私房話，木訥的孝鬆卻以爲她要把他趕下牀，挺好玩的。

羊城晚報：《似水流年》展映吸引了許多年輕觀衆，他們以當下的眼光來重看《似水流年》，會出現很多不一樣的理解。比如映後交流中有觀衆提到阿珍和珊珊之間的復雜感情，阿珍對珊珊既有關心和同情，又有嫉妒她、擔心她搶走孝鬆，現在可能會被視爲“雌競”。你怎麼看待觀衆對影片的新解讀？

嚴浩：我對阿珍和珊珊關系的理解基於三個字：不甘心。女生的心思非常細膩，她們有時候吵架，只是希望對方可以遷就自己多一點——不甘心你沒有愛我多一點、不甘心你不遷就我、不甘心你不夠尊重我。孝鬆只是一個誘因，哪怕沒有他，阿珍和珊珊也可能有其他矛盾。

珊珊帶着一份對生命的迷茫回到鄉村，希望找到生命的意義。但這個問題太大了，她不可能找得到，所以她帶着小問號來、帶着大問號走。阿珍也很迷茫，珊珊多年後再次走進她的生活，兩人的感情應該如何維持？維持友誼吧，又怕她搶走自己老公；想跟她絕交吧，又舍不得。這就是人生，又恨，又舍不得。

阿珍（斯琴高娃飾）和珊珊（顧美華飾）

“金庸看出了我還沒意識到的東西”

羊城晚報：你說過，拍《似水流年》的直接原因是父親去世，引起了你對生命意義的思考。

嚴浩：是的。爸爸走得很早，才63歲，我現在的年紀已經比他大了。他去世後，我內心涌現出一大堆關於生命的謎題：人爲什麼要活着？生命有什麼意義？我想把這種迷茫拍成電影。

影片原本叫《紙蝴蝶》，《似水流年》是金庸先生取的。這個名字太好了，他看出了當年的我還沒意識到的東西。這部電影的鏡頭基本是不動的，景物也是不動的，只有人物不斷變換，跟生活一樣。拍攝的時候，我只是有一種模糊的感覺，如果你在40年前問我對《似水流年》的感受，我只能說我在懷念爸爸。但後來隨着經歷漸長，我終於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是時間的流逝。

羊城晚報：你的父親嚴慶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，你對父親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？他影響了你什麼？

嚴浩：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背影。他在報社上班，每天我們還沒起牀他就去上班，下班回來還要寫一萬字，一年只放三天假。他很辛苦，要養我們八兄弟姐妹，還要匯錢回江蘇老家接濟親人。我總是看到他寫稿的背影，還有他的煙灰缸和茶杯。我看見煙灰缸的次數比看見他的臉還多。他對工作的投入影響了每一個兄弟姐妹。我們都不需要父母嘮叨，大家都很自覺做作業。

羊城晚報：你父親支持你進入電影界嗎？你在1978年執導了首部電影《茄喱啡》，這部電影也被視爲香港新浪潮的開端，他對此有什麼評價？

嚴浩：父母從來沒要求我要讀什麼大學、學什麼專業，從來不給我壓力。後來我說想做導演，父親就說“好呀”。《茄喱啡》是1978年香港票房榜第九名，排在我前面的都是許冠文、成龍、洪金寶等大明星，但《茄喱啡》從導演到演員都是新人，成本又低，這個成績非常好。我帶父親去電影院看這部戲，前面有兩個觀衆老是說話，我跳起來大喊：“你們別吵！”沒想到反而把我爸嚇了一跳，但對方無動於衷。
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

“香港電影太習慣把自己類型化了”

羊城晚報：雖然你在香港出生和成長，但大部分電影拍的都不是香港故事。你似乎更喜歡拍內地，甚至內地農村的故事。爲什麼？

嚴浩：爲什麼我不想拍香港的題材？因爲單一。很多題材重復又重復，我沒有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創新。而且我不喜歡拍犯罪題材，不是說這個題材不好，而是我自己拍不出來。我是個喝水的人，你讓我喝酒，我沒辦法喝下去。

我希望可以拍一些比較宏大的，涉及命運、人性的東西。比如我拍《太陽有耳》，當時莫言幫忙寫了個故事大綱，我跟朋友把劇本完善好。故事講述一個土匪越做越大，把別人老婆搶回來了；這個女性發現土匪越來越暴戾，喪失人性，終於有一天，她用暴力把這個土匪殺掉。這是一個關於“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”的故事。像這種題材，在香港就不好拍。

羊城晚報：這種題材偏好，是否源自你從小的閱讀習慣？

嚴浩：是的。我讀很多小說，像《歐陽海之歌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鐵道遊擊隊》等等。小說裏的世界愛討論人性和命運。小時候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家裏找一個好吃的，再翻出一本好書，一邊看一邊吃。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很厚的線裝書，非常好看，但封面被撕掉了，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麼書。很多年之後才知道，那原來是《西遊記》。
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

羊城晚報：無論是內地觀衆還是香港觀衆，近年來都特別看重港片的“港味”，指向的是犯罪題材、動作題材，快節奏、都市感等特點。但回過頭看，所謂“港味”的定義其實很狹窄，香港電影界也有您、許鞍華等現在看來非常不“港味”的導演。您怎麼看待觀衆對“港味”的迷思？

嚴浩：我想這是觀衆和電影界互爲因果吧。這麼多年來，香港電影最好賣的就是警匪片、犯罪片，搞笑片在外面賣得一般，但本土賣得非常好，所以香港電影習慣了把自己類型化。我希望香港電影能夠在種類上多一點突破，相信觀衆也會慢慢成長。

羊城晚報：越來越多香港導演開始拍內地故事。在你看來，香港導演除了把成熟的電影工業模式帶到內地之外，還有什麼優勢？他們如何爲內地故事提供新的視角？

嚴浩：香港電影有國際化的傳統。以前香港電影沒有內地市場，我們要把片子賣到東南亞、韓國、日本，甚至歐美，這都是文化跟我們很不一樣的地方。所以我們必須站在一個國際化的角度去審視我們講故事的方法，到底不同文化的人是否能看得懂？

電影是國際語言，也是年輕人的語言。我們應盡可能用全球的人都聽得懂的方法來講故事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得高一點，這樣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。

羊城晚報：內地已經成爲香港電影的重要市場，對香港導演而言，要如何找到內地和香港的連接點？

嚴浩：《似水流年》，我用了一個平視的角度來處理兩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戲劇性，看起來很自然，觀衆容易接受。我覺得導演要多多觀察生活，多多發現文化差異，並將其融入情節裏。打個比方，拍香港人和內地人是好朋友，並不是說一起喝個酒，一個人講廣東話“幹杯飲勝”，另一個講普通話“哥們喝酒！”就算是展現出來，這很膚淺。

“新片《留芳頌》還在尋找投資”

嚴浩：我看過部分作品。我覺得他們跟香港以前主流的導演不一樣。比如翁子光，他會更注重電影語言的表達；又比如賈勝楓的《流水落花》，這是一部深刻地講人情、感情的電影，這種作品以前不太受重視，但現在起碼在業界成了焦點。這都是非常好的，社會進步了，觀衆也進步了。

羊城晚報：你對青年導演有什麼建議？

嚴浩：電影裏，每一樣東西都不是偶然存在的，作爲導演，你必須清楚每樣東西的意義。又回到《似水流年》的例子，有一幕是珊珊帶孝鬆去買雨鞋，回程路上看見一個水坑，兩人分別從水坑兩邊繞過去。水坑是我們挖出來的，這一幕是特別設計的，意味着珊珊已經明白他們的感情已經維持不下去，要各走各路。同時，這一幕也可以看出孝鬆的憨厚：雨鞋就是用來踩水的呀，但他明明穿着雨鞋也要繞路。電影裏還可以看到珊珊留下了許多腳印，但下場雨就消失了，這就像生命中的無奈，時間會把一切抹平。

羊城晚報：觀衆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你的新作品？

嚴浩：我的確正在推進一個片子，暫名《留芳頌》，講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故事，根據真實事件改編。故事是很感人的，有悲壯的部分，也有詼諧的部分。我對劇本很有信心，相信這會是一個受到年輕人喜愛的故事。電影局已經通過了，現在在找演員和投資，但找投資這件事真的非常難，我還在努力推動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