嚴浩:《似水流年》講的是時間的流逝

文/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胡廣欣

時隔40年,受潮汕地區影展——觀潮影展的邀請,中國香港導演嚴浩與他的代表作《似水流年》再次回到汕頭。8月12日,嚴浩重回影片的拍攝地——葛洲村,又在當晚的展映活動中與年輕觀衆面對面交流。

《似水流年》誕生於1984年,是32歲的嚴浩爲了紀念逝世的父親而拍的作品。他把自己對父親的思念融入這個鄉情故事中。影片講述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珊珊(顧美華飾)爲祖母奔喪而回到闊別多年的潮汕老家,與兒時好友阿珍(斯琴高娃飾)、孝鬆(謝偉雄飾)夫婦重逢,影片從三人的感情糾葛中探討內地和香港的差異,折射出兩地延綿不斷的血脈鄉情。這部影片嘗到了改革開放後內地與香港合拍模式的“頭啖湯”,由香港青鳥電影與珠江電影制片廠等粵港兩地電影機構共同出品,全程在汕頭濠江葛洲村取景。

在香港,《似水流年》引起巨大共鳴,最終以40萬港元的成本,收回450萬港幣的票房。在第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斬獲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劇本、最佳女演員、最佳新人、最佳美術指導6項大獎。

40年過去,《似水流年》仍然常看常新。“觀衆好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,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,他們都還沒出生。一個講到人們心裏去的故事是有生命力的,經過這麼多年還是有人想去看。”嚴浩感嘆。

《羊城晚報》8月19道

“葛洲村有中國山水畫的感覺”

羊城晚報:時隔40年重遊葛洲村,你的感受如何?

嚴浩:葛洲村的變化非常大,一張桌子那麼窄的小巷裏,一側是新房子,一側是老房子。以前的葛洲村很像一幅古樸的山水畫,但現在是一種身處時代變化的感覺。

我們當年拍了一場淋雨戲,沒想到這場雨成爲一個很重要的連接時空的符號。向導說,他在9歲那年看我們拍戲,現在快50歲了,他還把我們帶到當年他被淋溼的地方。我們還遇到一個80歲的老太太,問她還記得《紙蝴蝶》(《似水流年》原名)嗎?她說記得,那年她40歲,那場雨淋了她一身。這個老太太還從家裏翻出一個大黑鍋,電影裏有一幕拍了很多村民在河邊洗鍋,她的婆婆就是其中之一。這個鍋現在已經破了一個大洞,這也是時間留下的痕跡。

時隔40年,嚴浩重回葛洲村

羊城晚報:爲什麼選擇在葛洲村拍攝?

嚴浩:我在開拍前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美學方向,希望拍出中國山水畫的感覺。來到葛洲村勘景的時候,我看到傍晚炊煙升起,雲彩也來了,這一切看起來都是靜靜的,但又蘊含動感。《似水流年》的很多鏡頭都是按照山水畫的標準去找的。

這又延伸出另一個故事。電影上映後,有一天我接到李翰祥導演的電話。我跟他平時很少聯系,前輩突然找我,自然很緊張。結果他問:“我看了你的電影,裏面好多鏡頭都很有山水畫的感覺,你是怎麼想的?”我當時汗毛都豎起來了:這只是我給自己設下的功課,被他看出來了。李翰祥不僅是名導演,還是古畫和古董的收藏家,他真的很厲害。

時隔40年,嚴浩重回葛洲村

羊城晚報:除了葛洲村,電影也在當時開業僅一年的白天鵝賓館取了景。

嚴浩:當年霍英東老先生出了一筆錢拍三部愛國電影,《似水年華》是其中一部,其他兩部是許鞍華的《投奔怒海》和牟敦芾的《自古英雄出少年》。白天鵝賓館也有霍英東先生的注資,所以我們有幸在這裏取景。拍攝過程有個趣事:我們的演員第一次來這麼現代化的賓館,感覺是陌生的。飾演強仔的小演員對電梯很好奇,他問:“那些人進去那麼小一個地方,要到哪去?爲什麼出來的人不是剛剛進去的那些人?”

“人生就是又恨又舍不得”

羊城晚報:《似水流年》是改革開放後首部全程在內地取景的香港文藝片,可以談談當時合作的過程嗎?

嚴浩:當時我們請新華社幫忙聯系到珠江電影制片廠,老廠長洪遒幫我找了孔良。爲什麼要找他?是因爲我沒有內地農村生活經驗,但他長期參加農村生產勞動和下鄉演出。我們第一次見面就非常合拍,我感覺他對生命的思考是比較超脫的。我們在一個星期內就把劇本談好了,這是我做得最快的一個劇本。

羊城晚報:寫劇本的過程中,兩人在視角和觀點上發生了什麼碰撞?

嚴浩:當時我代入珊珊視角,他代入阿珍視角,一討論,很多文化上的差異就出來了。我們把阿珍設定爲一個小學校長,她經常說一些很有時代特色的話,比如我們學校是個怎樣怎樣的模範學校、我們家是最和諧的家庭等等。香港不會講這些。這是那時候香港和內地的差異。

另外就是男女之間的話題。香港人聊這些就跟吃飯喝水一樣自然,但如果我跟孔良聊,他會不好意思。我們把這種差異放到珊珊和阿珍上,我故意讓珊珊多講,阿珍看上去不好意思,但心裏是高興的。阿珍由此發現自己跟孝鬆的感情好像越來越疏離,是因爲很少講這種親密的私房話。結果她回家跟孝鬆講私房話,木訥的孝鬆卻以爲她要把他趕下牀,挺好玩的。

羊城晚報:《似水流年》展映吸引了許多年輕觀衆,他們以當下的眼光來重看《似水流年》,會出現很多不一樣的理解。比如映後交流中有觀衆提到阿珍和珊珊之間的復雜感情,阿珍對珊珊既有關心和同情,又有嫉妒她、擔心她搶走孝鬆,現在可能會被視爲“雌競”。你怎麼看待觀衆對影片的新解讀?

嚴浩:我對阿珍和珊珊關系的理解基於三個字:不甘心。女生的心思非常細膩,她們有時候吵架,只是希望對方可以遷就自己多一點——不甘心你沒有愛我多一點、不甘心你不遷就我、不甘心你不夠尊重我。孝鬆只是一個誘因,哪怕沒有他,阿珍和珊珊也可能有其他矛盾。

珊珊帶着一份對生命的迷茫回到鄉村,希望找到生命的意義。但這個問題太大了,她不可能找得到,所以她帶着小問號來、帶着大問號走。阿珍也很迷茫,珊珊多年後再次走進她的生活,兩人的感情應該如何維持?維持友誼吧,又怕她搶走自己老公;想跟她絕交吧,又舍不得。這就是人生,又恨,又舍不得。

阿珍(斯琴高娃飾)和珊珊(顧美華飾)

“金庸看出了我還沒意識到的東西”

羊城晚報:你說過,拍《似水流年》的直接原因是父親去世,引起了你對生命意義的思考。

嚴浩:是的。爸爸走得很早,才63歲,我現在的年紀已經比他大了。他去世後,我內心涌現出一大堆關於生命的謎題:人爲什麼要活着?生命有什麼意義?我想把這種迷茫拍成電影。

影片原本叫《紙蝴蝶》,《似水流年》是金庸先生取的。這個名字太好了,他看出了當年的我還沒意識到的東西。這部電影的鏡頭基本是不動的,景物也是不動的,只有人物不斷變換,跟生活一樣。拍攝的時候,我只是有一種模糊的感覺,如果你在40年前問我對《似水流年》的感受,我只能說我在懷念爸爸。但後來隨着經歷漸長,我終於明白自己想表達的是時間的流逝。

羊城晚報:你的父親嚴慶澍是非常有名的作家,你對父親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麼?他影響了你什麼?

嚴浩: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背影。他在報社上班,每天我們還沒起牀他就去上班,下班回來還要寫一萬字,一年只放三天假。他很辛苦,要養我們八兄弟姐妹,還要匯錢回江蘇老家接濟親人。我總是看到他寫稿的背影,還有他的煙灰缸和茶杯。我看見煙灰缸的次數比看見他的臉還多。他對工作的投入影響了每一個兄弟姐妹。我們都不需要父母嘮叨,大家都很自覺做作業。

羊城晚報:你父親支持你進入電影界嗎?你在1978年執導了首部電影《茄喱啡》,這部電影也被視爲香港新浪潮的開端,他對此有什麼評價?

嚴浩:父母從來沒要求我要讀什麼大學、學什麼專業,從來不給我壓力。後來我說想做導演,父親就說“好呀”。《茄喱啡》是1978年香港票房榜第九名,排在我前面的都是許冠文、成龍、洪金寶等大明星,但《茄喱啡》從導演到演員都是新人,成本又低,這個成績非常好。我帶父親去電影院看這部戲,前面有兩個觀衆老是說話,我跳起來大喊:“你們別吵!”沒想到反而把我爸嚇了一跳,但對方無動於衷。
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

“香港電影太習慣把自己類型化了”

羊城晚報:雖然你在香港出生和成長,但大部分電影拍的都不是香港故事。你似乎更喜歡拍內地,甚至內地農村的故事。爲什麼?

嚴浩:爲什麼我不想拍香港的題材?因爲單一。很多題材重復又重復,我沒有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創新。而且我不喜歡拍犯罪題材,不是說這個題材不好,而是我自己拍不出來。我是個喝水的人,你讓我喝酒,我沒辦法喝下去。

我希望可以拍一些比較宏大的,涉及命運、人性的東西。比如我拍《太陽有耳》,當時莫言幫忙寫了個故事大綱,我跟朋友把劇本完善好。故事講述一個土匪越做越大,把別人老婆搶回來了;這個女性發現土匪越來越暴戾,喪失人性,終於有一天,她用暴力把這個土匪殺掉。這是一個關於“以其人之道,還治其人之身”的故事。像這種題材,在香港就不好拍。

羊城晚報:這種題材偏好,是否源自你從小的閱讀習慣?

嚴浩:是的。我讀很多小說,像《歐陽海之歌》《青春之歌》《鐵道遊擊隊》等等。小說裏的世界愛討論人性和命運。小時候最大的享受就是在家裏找一個好吃的,再翻出一本好書,一邊看一邊吃。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本很厚的線裝書,非常好看,但封面被撕掉了,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麼書。很多年之後才知道,那原來是《西遊記》。
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

羊城晚報:無論是內地觀衆還是香港觀衆,近年來都特別看重港片的“港味”,指向的是犯罪題材、動作題材,快節奏、都市感等特點。但回過頭看,所謂“港味”的定義其實很狹窄,香港電影界也有您、許鞍華等現在看來非常不“港味”的導演。您怎麼看待觀衆對“港味”的迷思?

嚴浩:我想這是觀衆和電影界互爲因果吧。這麼多年來,香港電影最好賣的就是警匪片、犯罪片,搞笑片在外面賣得一般,但本土賣得非常好,所以香港電影習慣了把自己類型化。我希望香港電影能夠在種類上多一點突破,相信觀衆也會慢慢成長。

羊城晚報:越來越多香港導演開始拍內地故事。在你看來,香港導演除了把成熟的電影工業模式帶到內地之外,還有什麼優勢?他們如何爲內地故事提供新的視角?

嚴浩:香港電影有國際化的傳統。以前香港電影沒有內地市場,我們要把片子賣到東南亞、韓國、日本,甚至歐美,這都是文化跟我們很不一樣的地方。所以我們必須站在一個國際化的角度去審視我們講故事的方法,到底不同文化的人是否能看得懂?

電影是國際語言,也是年輕人的語言。我們應盡可能用全球的人都聽得懂的方法來講故事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站得高一點,這樣才能真正講好中國故事。

羊城晚報:內地已經成爲香港電影的重要市場,對香港導演而言,要如何找到內地和香港的連接點?

嚴浩:《似水流年》,我用了一個平視的角度來處理兩地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戲劇性,看起來很自然,觀衆容易接受。我覺得導演要多多觀察生活,多多發現文化差異,並將其融入情節裏。打個比方,拍香港人和內地人是好朋友,並不是說一起喝個酒,一個人講廣東話“幹杯飲勝”,另一個講普通話“哥們喝酒!”就算是展現出來,這很膚淺。

“新片《留芳頌》還在尋找投資”

嚴浩:我看過部分作品。我覺得他們跟香港以前主流的導演不一樣。比如翁子光,他會更注重電影語言的表達;又比如賈勝楓的《流水落花》,這是一部深刻地講人情、感情的電影,這種作品以前不太受重視,但現在起碼在業界成了焦點。這都是非常好的,社會進步了,觀衆也進步了。

羊城晚報:你對青年導演有什麼建議?

嚴浩:電影裏,每一樣東西都不是偶然存在的,作爲導演,你必須清楚每樣東西的意義。又回到《似水流年》的例子,有一幕是珊珊帶孝鬆去買雨鞋,回程路上看見一個水坑,兩人分別從水坑兩邊繞過去。水坑是我們挖出來的,這一幕是特別設計的,意味着珊珊已經明白他們的感情已經維持不下去,要各走各路。同時,這一幕也可以看出孝鬆的憨厚:雨鞋就是用來踩水的呀,但他明明穿着雨鞋也要繞路。電影裏還可以看到珊珊留下了許多腳印,但下場雨就消失了,這就像生命中的無奈,時間會把一切抹平。

羊城晚報:觀衆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你的新作品?

嚴浩:我的確正在推進一個片子,暫名《留芳頌》,講的是抗日戰爭時期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故事,根據真實事件改編。故事是很感人的,有悲壯的部分,也有詼諧的部分。我對劇本很有信心,相信這會是一個受到年輕人喜愛的故事。電影局已經通過了,現在在找演員和投資,但找投資這件事真的非常難,我還在努力推動中。

You May Also Like

More From Author

+ There are no comments

Add your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