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摘器官獲刑，如何斬斷“內鬼醫生”的黑手？

據新京報報道，2018年2月，安徽省懷遠縣李萍因病被送進懷遠縣人民醫院重症醫學科（ICU），入院5天後死亡，此後其子發現母親的肝髒和腎髒被捐獻、摘取，報案後當地有關部門開始立案偵察，發現包括李萍在內，該案中11名被摘取器官者，都曾因車禍或腦出血等疾病在懷遠縣人民醫院ICU救治。

近期安徽蚌埠中院終審裁定，包括黃新立等4名醫生在內的6名被告人因犯故意毀壞屍體罪，分別被判二年四個月至十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。其中兩名醫生是所在醫院的OPO（器官獲取組織）工作人員，一名醫生曾是OPO聯絡員。

醫生是直面生死的職業，所謂醫者仁心，在面對死亡時，對逝者的尊重和對死者家屬的憐憫本是應有之義。但是，從這幾名醫生身上，絲毫看不到醫者仁心，只剩下對職業道德的踐踏以及對法律的觸碰。如今6名被告人因故意毀壞屍體罪而被判刑，也是罪有應得。當然，加強法律打擊之外，也應討論如何堵上漏洞，從根源上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。

從僞造手續到操縱系統“洗白”非法獲取的人體器官，這6名被告“跨省協作”私摘器官背後，隱約可見一條分工明確、配合默契的黑產鏈條。“南昌出賣人體器官案6名醫生護士涉案”、“專業醫生做非法手術進行器官倒賣”……從以往不少倒賣器官的案例來看，都少不了一些利用崗位便利鑽系統空子的內鬼醫生。

回到這起案例，涉事醫生不僅在醫院處於關鍵崗位，本身還屬於器官獲取組織的工作人員或聯絡員，深諳其中的門道，更容易繞過程序監督。比如，紅十字會人員的在場監督，本應是程序內的重要監督力量，但涉案醫生不按程序走，紅十字會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就起不到監督的作用。

這說明，制定嚴苛的程序之外，內外部監督的補漏作用也不能忽視。

從內部來說，需要強化醫療系統內部監管，鼓勵知情者發揮內部“吹哨人”的作用，充分發揮器官移植倫理委員會在器官捐獻與獲取中的監督、審查作用；

從外部來說，要及時發現程序外違規操作的線索，並通過嚴厲打擊等手段，把程序之外的旁門左道堵死，讓程序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此外，死者家屬是天然的監督者，要充分保障他們自願和知情的基本權利，加大對捐獻程序的普及和宣傳，讓他們在早期就能發現異常並及時檢舉揭發。事實上，在這起案件中，正是因爲死者家屬察覺母親器官被捐獻、摘取，但是又查不到相關權威信息，綜合被強塞20萬元“國家補助”等異常現象，主動向當地衛生部門和司法機關反映後，才把這些作惡者繩之以法。

在民衆自願捐獻器官過程中，OPO這一組織起着關鍵作用，但是OPO的身份卻成爲涉事醫生作假“洗白”非法摘取器官工具，這也說明，OPO的組織架構及管理規範應該進一步健全。

□羅志華（醫生）